（一）
01年前的北大靜園草坪活躍這么一批人，或者說詩人，他們面前經常是一堆酒瓶，手中抱著吉他，一方唱罷另一方走起。聽眾可以是校園情侶，可以是慕名而來的文藝青年，在滿天星斗或陽光明媚時聽他們縱酒高歌彈雅韻。
這批人中，有個叫張慧生的，擺在他面前的空酒瓶往往最多，他彈的吉他往往剛則鐵畫、媚若銀鉤，他彈唱的“九月”沉靜凄美的像北風嗚咽的德令哈。
如果有人問張慧生是誰，幾代北大音樂人會尊稱他一聲“老師”，畫家村租著小平房的貧窮藝術家們會喊他一聲“義士”，崔健會對他彈的吉他青睞有加，周云蓬會在訪談和現場特別提到這個名字，如今的老楊一也會記得去找他喝酒的時光。
但窗臺并不愿這么來介紹他，因為我忽然想起演《昨天》的賈宏聲，想起那條龍，想起那段“微而顯、志而晦”的對話。
（二）
我又一次夢到了那條龍，它盤在屋頂，兩只眼睛死死盯著我。
它問我：“你是誰？”
我說：“我是張慧生。”
它說：“張慧生又是誰？”
我說：“張慧生是個極為率真的北京人，上世紀80年代開始玩音樂，是個記琴譜扒帶子的高手，早年在天津教琴，編寫了一套《搖滾彈唱專輯》并配有教學錄音帶。曾長期租住在圓明園畫家村，后來分別搬至圓明園東門和北大西門，期間短暫去了趟西藏，還在大理開了個酒吧。喜歡喝酒，喝酒時見不得人裝逼，你要裝逼我就跟你摔跤。最喜歡去的地方不是靜園草坪，是福海邊。”
它說：“你什么都不是。你從不是這個圈子里的人，你只是喜歡彈吉他，喜歡大冬天赤腳穿著涼拖，每逢飲酒必彈《九月》和《圓明園的孩子》。”
我問它：“我為什么在這兒，而不是出現在專輯封面上？”
它說：“有些人以輕盈有力的步伐走路時，低調的姿態會使人感到來去自如的自由寫意。這樣的人不屬于任何人，只忠于自己。”
我繼續問它：“這就是我用一根琴弦結束自己的理由？”
它沒有回答，兩只眼睛仍然死死盯著我。
沒有哀其不幸，沒有怒其不爭，然后便飛走了。
（三）
對很多喜歡《九月》的人來說，張慧生這個名字甚至比海子更像“遠在遠方的風比遠方更遠”。這里的遙遠之所以格外傷感，一方面是因為海子悲愴的詩歌和周云蓬蒼涼孤寂的嗓音，另一方面是由于對他的陌生。
陌生張慧生此人，陌生他的音像作品。
一直疑問，為什么張慧生從未留下任何正式的錄音作品，就像疑問他明明處在音樂圈里卻“一文不名”的像個過客。
詩人胡續東在《關于張慧生的瑣憶》里這樣描述：慧生除了一手令崔健贊不絕口的琴技外，早年也在侯德健的樂隊里玩過，但他非常低調，不刻意混圈，即便在90年代算是個頗有地位的前輩，仍舊自娛自樂，喝著小酒教點吉他。
如果胡子的記憶沒有偏差，那么說明張慧生和當時北京的地下音樂是有接壤并且相互熟悉，這一點在另一位詩人王敖的紀念文中也有描述：慧生對很多人的技術都很不以為然，但他對唐朝的老五評價很高，說他們在一起彈過琴。
能和唐朝老五、老崔等滾圈人士有交集，并和周云蓬、楊一等民謠歌手為友，加上他教吉他、“扒帶子”高手的身份，可見胡子所言“張慧生在90年代中期的音樂圈里算是個頗有地位的前輩”這句話沒有摻假，也可見如果張慧生熱衷混圈起碼不會像現在這樣籍籍無名。
至于張慧生的創作才華，拋開我們熟悉的《九月》和《圓明園的孩子》，在畫家牧源的《紀念中國民謠先驅張慧生》一文中這般描述：慧生為人豪放，每次來訪總會買很多酒菜，背著他心愛的吉他，于品酒論事間給我們唱上幾曲他的新歌，其中還有合唱部分請我們加入。
單就“新歌”二字推論，相對應的還有些老歌，而能被朋友記住并邀請合唱的，說明至少是悅耳的。將這些零散瑣碎的回憶結合起來，還原后的張慧生在90年代應該是一個才華橫溢的知名老炮。
只是因為他的低調，選擇像一片野花兀自絢爛又兀自隱去。
（四）
整個90年代，恨不能同行的有兩個人，一個是張炬，一個是張慧生。
相比之下，后者更為惋惜。因為張炬至少活的煙花絢爛，而張慧生即便活的煙花絢爛也少有人知。
張慧生沒有組過樂隊，沒有留下任何錄音作品，認識他的人都會被張慧生超凡脫俗的個性和慷慨敞亮的激情所折服，不僅是因為他在音樂上面的非凡造詣，也因為他豪放認真的精神世界。
張慧生喜歡讀海子，喜歡聽涅槃，他是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，就像那個年代最后的一批詩人那樣浪漫又玩世不恭。這樣的氣質在現在看來很迷人，但迷人的東西往往超越世俗，而一旦和世俗唱反調，更不會去迎合他心中低級浮躁的東西。
人世間最難得的活法是按自己喜歡的方式活著。當一個時代和一種意識形態的轉變竟如此之快時，我們難以找一個理由來解釋張慧生為何自殺。
只是當張慧生的《九月》一遍遍在耳邊響起時，你會不由自主想起柯本的那句話：與其茍延殘喘，不如縱情燃燒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