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張文智
一支搖滾樂隊可以促使超級大國崩潰？在英國紀錄片制作人萊斯利·伍德海德看來，這并非天方夜譚。他在《回到蘇聯：披頭士震撼克里姆林宮》一書指出：冷戰年代，西方流行音樂對蘇聯年輕一代產生了潛移默化而后果深遠的影響；視“披頭士”為偶像的他們，不斷對官方話語權發起質疑和挑戰，加快了“文化鐵幕”的瓦解速度。
支持搖滾樂曾是種冒險
上世紀60年代的一天，在列寧格勒（今圣彼得堡）的芬蘭火車站，蘇聯青年戈利亞·瓦辛被一名警察攔住，原因是他留著一頭“另類”的長發。
“你不是蘇聯人！”不容瓦辛辯解，警察便伸手扯住他的頭發，拖著他穿過站臺。周圍的人群發出哄笑，瓦辛痛得大喊大叫，生怕自己就此被送進拘留所。
作為“披頭士”的粉絲，瓦辛的長發既是對偶像的模仿與致敬，也是受其影響而“離經叛道”的表現。然而，追逐這支英國搖滾樂隊的代價是沉重的。他多次被捕，進而被控“破壞社會秩序”……總之，自從愛上披頭士，他“經歷了生命中的所有冒險”。
瓦辛認為，披頭士在蘇聯一度成了衡量正義與否的標尺。“當局說，聽那種音樂等同于散布西方思想。而在我和很多同齡人看來，如果有人說披頭士的壞話，我們就認定他和我們不是一路人。即便是老師，甚至是父母，也會被我們視為傻瓜。”
音樂關乎“正義”，更關乎政治——在東西方展開全面對抗的年代，這絕不是個別人的一廂情愿。伍德海德在《回到蘇聯》中強調，相對英美等國年輕一代，由于社會環境更加封閉，“披頭士對當時的蘇聯年輕人顯然意味著更多”。
俄羅斯作家和樂評人阿爾特米·特洛伊斯基，用更直接的話語評價披頭士的“政治效應”：“當年，西方世界不惜花費數百萬美元成立各種機構，意圖使蘇聯政權垮臺。但我確信，這些愚蠢的冷戰機構引發的沖擊，比區區一支披頭士樂隊造成的小得多。”
根據伍德海德的調查，這一看似夸張的評價在蘇聯（俄羅斯）得到廣泛認同。
“‘披頭士狂熱’淘空了蘇聯的社會基礎。”俄羅斯歷史學院研究員米哈伊爾·薩爾諾夫直言。俄羅斯搖滾歌手薩沙·利普尼茨基更是相信，“是披頭士樂隊給我們帶來了民主的理念……對很多人來說，這是‘鐵幕’上出現的第一個孔洞。”
?“披頭士狂熱”席卷全球
披頭士樂隊是從英格蘭西北部港市利物浦發跡的。1957年3月，高中生約翰·列儂買了把吉他，拉起一支名叫“采石工人”的樂隊，并邀請小他兩歲的保羅·麥卡特尼做搭檔。不久，麥卡特尼的好友喬治·哈里森也加入進來，成為第三名吉他手。1960年，樂隊才正式更名“披頭士”（亦作“甲殼蟲”）。又過了兩年，林戈·斯塔爾當上了鼓手。
大約同一時期，萊斯利·伍德海德進入曼徹斯特的Granada電視臺任職，負責一檔名為“人與城”的節目。聽說“利物浦的地下室里有一群玩搖滾的孩子，還沒錄制過唱片”后，他很快與4個毛頭小伙接上了頭。不久，“披頭士”們在Granada電視臺進行了首次現場秀。
這次直播發揮的“助推”作用遠超預期。4個月后，披頭士樂隊的新歌《請取悅我》便一舉登上了英國熱門歌曲排行榜榜首。
列儂和他的兄弟們從此一發而不可收，在全球范圍內掀起“披頭士狂熱”（Beatlemania）。當這股流行音樂風暴刮過大西洋，統治美國的唱片市場時，美國人紛紛驚呼“不列顛入侵”。一時間，連“貓王”埃爾維斯·普雷斯利都有些相形見絀。
官方封殺無阻年輕人追捧
披頭士樂隊乃至搖滾樂的飛速走紅，與上世紀50年代以后的社會思潮聯系緊密。
彼時，東西方之間尖銳對立，不時發生朝鮮戰爭、越南戰爭這樣的局部摩擦；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，西方世界則面對左翼浪潮的壓力。此外，二戰后長大成人的一代青年，面對高速工業化帶來的劇烈變化無所適從，進而迸發出反體制、反戰爭的意識。個性鮮明、形式激烈的搖滾樂自然而然地成了年輕人批判政治、針砭時弊的重要媒介。
而鐵幕另一側的蘇聯，搖滾樂的處境要艱難得多。1957年，官方媒體稱搖滾樂是“西方腐化墮落”的標記，接著，搖滾樂唱片大批被沒收，類似搖滾樂的演出遭取締……
至于披頭士的聲音如何傳入蘇聯，樂評家和史學家至今未有定論。目前可知的是，1964年，《共青團真理報》發表駐倫敦記者鮑里斯·古爾諾夫撰寫的、以約翰·列儂和他的樂隊為主題的一篇文章。此時，披頭士樂隊的磁帶已在不少年輕人中間私下流傳。
當時是一名建筑師的戈利亞·瓦辛，正是在偶然聽到“披頭士”們的演出后，“發瘋般地”喜歡上了這群英國人，冒著踏入“雷區”的危險，搜集他們的每張專輯。1966年，他在家中成立了蘇聯首個“地下”披頭士俱樂部，吸引了許多志同道合者。因為這個愛好，瓦辛多次失去人身自由，沒有穩定的工作，只能靠打零工為生，窘迫時連飯都吃不飽。
就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知識青年對“手抄本”小說記憶猶新那樣，很多在同一時期長大的蘇聯男女，對自己悄悄刻錄“披頭士”歌曲的舉動印象深刻。
在烏克蘭基輔市的尼基塔·帕圖雷夫的記憶中，他常年秘密收聽盧森堡廣播電臺播放的披頭士歌曲，并進行錄制。由于空白磁帶經常不夠用，他靈機一動，研究出把歌曲拷貝到舊X光片上的方法；這種“代用品”迅速流行開來，獲得了“肋骨唱片”的外號。大
令政治宣傳相形見絀
鐵桶內出現一絲亮光，就會促使人們有更大的動力去了解外部世界。“披頭士”們看似離經叛道的“乖張舉動”下，是不羈的熱情和對變革的向往。其歌詞中關于人性、權利、自由與愛的表述，亦為蘇聯青年打開了認識西方世界的窗口。
他們發現，西方世界并非“搖搖欲墜”，那里的年輕人不是只知道吃喝享樂。相反，他們有激情，也有正義感——更重要的是，他們敢于站出來表達自己的訴求。
隨著時間推移，蘇聯年輕人的叛逆情緒日漸增長。如伍德海德所指，對1970年代的蘇聯披頭士粉絲來說，“西方的每一樣東西都是好的……人們開始按照相反的思路去理解這么多年來被灌輸的思想，認為如果當局把某種事物說得很糟，真實的它必定無比美妙。”
一些模仿披頭士的蘇聯本土樂隊隨之誕生。現年56歲的尤里·謝夫恰科表示，他是在勃列日涅夫掌權的“停滯”時期迷上搖滾樂的，于1980年創建了未獲官方許可的DDT樂隊。
“我們這一代人，就是在帶著破音效果的電吉他聲中得到解脫的……”謝夫恰科說，“我們四處搜尋‘披頭士’、‘滾石’、‘齊柏林飛艇’的歌。我們對每首樂曲都心存感激，對我們而言，它們是如此鮮活。這些歌曲象征著現代社會的力量。”
曾任俄羅斯副總理謝爾蓋·伊萬諾夫，也曾是狂熱的披頭士粉絲。據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報道，伊萬諾夫一口流利的英語就是借助聽西方流行音樂打下的基礎；聽歌過程中，他還悟出了這樣一條道理，“蘇聯官方的宣傳是一回事，現實生活是另一回事。”
就這樣，“披頭士style”牢牢抓住了蘇聯年輕一代的心，改造著他們的思維模式與生活方式。在1970年以后的蘇聯，披頭士標志性的無領夾克“Bitlovka”已然由之前的無人問津，一躍成為搶手貨；笨重的軍靴也被視作“有披頭士范兒”，大受追捧……
“列儂戰勝了列寧”
蘇聯政府當然不會對這一切視而不見，他們意識到，披頭士的“煽動性”不可小覷。因此，除了對前者的歌曲加以查禁，當局還開動宣傳機器，試圖貶低這支樂隊的形象。
比如，蘇聯國家電視臺曾播放名為《披頭士流行四重奏》的專題節目，指責披頭士樂隊“實際上是一部賺錢機器”，他們讓粉絲“歇斯底里地尖叫，有人甚至暈倒”；接著，披頭士粉絲狂熱舞蹈的畫面與美國三K黨及美國南方窮人的畫面交切，解說員則以嘲諷的口吻稱：“繼續跳吧，小伙子們，不要往四周看……大聲點、跳快點兒！你們根本不關心其他人。”
蘇聯政府的另一手策略是主動引入迪斯科音樂，藉此轉移年輕人對披頭士樂隊的興趣。對此，伍德海德評價道，“死板僵硬的迪斯科音樂把人們限制在舞池中，不像搖滾樂，一場音樂會可以吸引數以萬計的愛好者走上街頭……”
應該說，克里姆林宮對西方搖滾樂的防范并非精神過敏。“維基解密”網站公布過1973至1976年間的約170萬份美國外交與情報文件，其中一份備忘錄披露：上世紀70年代，華盛頓制定了一項計劃，打算派鮑勃·迪倫、唐·麥克林、瓊尼·米歇爾和詹姆斯·泰勒等著名流行歌手前往蘇聯巡回演出，以贏得公眾支持，為“擊敗蘇聯共產主義”服務。
直到戈爾巴喬夫上臺，當局對搖滾樂的控制才漸趨放松。有人認為，此系戈氏的“民主思想”使然，也有人將其歸因為他“識時務”。無論如何，戈爾巴喬夫的一位助手后來證實，“披頭士使我們開始抵制蘇聯體制”，“列儂戰勝了列寧”成為包括官員在內的許多人的共識。
1991年9月28日，一場規模空前的搖滾音樂會在莫斯科拉開帷幕。歷經多年壓抑，50萬年輕人整日歡歌熱舞，讓內心的情感猛烈釋放。彼時，距蘇聯解體只有3個月而已。
回首往昔，促使蘇聯崩潰的因素非常復雜，但以披頭士為代表的西方流行文化無疑是推手之一。畢竟，舞臺上下一片喧囂的背后，“人心思變”是那個年代的真實寫照。
文/張文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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